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2日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和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们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奠定的理论基础。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推动了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方法的转变，使经济学家能够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决策出发，解释利率、消费、通胀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相关理论如今已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
一场石油危机，让传统经济理论陷入困境
为什么经济增长放缓时，中央银行往往选择降息？为什么通胀失控时，提高利率又成为主要政策工具？
这些看似熟悉的经济政策，其背后涉及一个经济学界研究了近百年的问题：政府和央行究竟应该怎样调节经济，才能避免严重衰退和持续通胀？
这一问题可以追溯至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认为，家庭和企业对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并不总能自动与经济的生产能力保持一致。当需求不足时，企业减少生产、失业率上升，经济陷入衰退；当需求过于旺盛时，生产能力难以满足消费和投资需求，通胀便可能加速。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支出、减税等方式刺激需求，中央银行则可以通过调整利率影响经济活动。
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主要依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历史统计关系，例如失业率与通胀的关系，以及家庭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打破了这些模型赖以成立的部分假设。
随着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许多经济体同时出现高通胀、高失业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局面。按照传统模型中的简单关系，失业率上升通常应伴随通胀下降，但现实却是两者同时恶化。原有的经济稳定政策因此遭遇挑战。错误时机的刺激措施不仅未能解决经济问题，还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
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仅仅观察通胀、失业和消费之间的统计关系，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经济变化。要理解宏观经济，必须重新研究每一个家庭和企业如何作出经济决策。
霍尔反转研究思路：为什么家庭消费无法被提前预测？
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家庭消费始终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传统理论通常认为，家庭收入增加，消费也会相应增加。但经济学家发现，现实中的家庭消费行为要复杂得多。例如，一个家庭即使今年收入没有增长，如果预期未来几年收入将大幅提高，也可能提前增加消费。反过来，即使当前收入较高，如果担心未来失业，家庭也可能选择增加储蓄。
这意味着，决定消费的不只有当前收入，还有人们对未来的判断。
问题在于，未来收入预期很难直接观察和测量。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不断寻找能够反映家庭预期的指标，希望借此预测消费变化，却始终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1978年，霍尔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研究思路。他认为，如果家庭确实根据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安排消费，那么当前消费水平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家庭掌握的信息。只有当新的信息出现、改变家庭对未来的判断时，消费计划才需要调整。而真正的新信息，在出现之前本来就无法预测。
由此，霍尔得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结论：如果理论成立，家庭消费的变化本身就不应该能够被系统性地提前预测。
这改变了研究问题的方向。经济学家不再需要寻找能够准确预测消费变化的指标，而可以检验现有变量是否能够系统性地预测未来消费变化。霍尔的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也为后续消费研究建立了基准。
1982年，他与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进一步利用家庭微观数据开展研究，发现样本中约80%的家庭消费行为符合相关理论，其余家庭则更接近依靠当期收入维持日常开支的状态。
这些发现帮助经济学家理解，为什么相同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会对不同家庭产生不同影响。
伍德福德建立新模型：为什么央行的预期管理如此重要？
如果说霍尔帮助经济学家理解家庭如何决定消费，那么伍德福德则进一步将家庭预期、企业定价及中央银行利率政策整合进统一的宏观经济框架。
2003年，伍德福德出版了一部系统阐述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著作，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上的宏观模型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范本。
这一模型的核心，是把宏观经济视为大量家庭和企业相互作用的结果。家庭根据收入预期和利率决定消费与储蓄，企业根据生产成本、市场需求和未来价格预期决定商品售价，而中央银行则通过利率政策影响这些行为。
其中一个重要概念是自然利率，即既不会刺激也不会抑制经济活动的利率水平。
当政策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借贷和当前消费可能受到刺激；当政策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消费和投资需求则可能受到抑制。但伍德福德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央银行影响经济的方式并不局限于当前利率水平。
人们相信未来利率会如何变化，同样能够改变今天的经济决策。
例如，如果企业预期未来生产成本和其他商品价格都会上涨，即使当前成本尚未明显上升，也可能提前调整定价。如果家庭预期未来利率下降，储蓄和消费决策也可能提前发生变化。因此，中央银行能否清晰、可信地向市场解释政策目标和未来行动，对于稳定经济预期具有重要作用。
这也为现代中央银行高度重视政策声明、利率指引和通胀预期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70年代滞胀到现代央行：经济稳定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
伍德福德模型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帮助经济学家区分需求变化和供给冲击对经济的不同影响。
例如，当石油价格突然上涨时，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经济能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可能减少。即使消费者没有增加支出，经济需求相对于下降后的生产能力也可能显得过高，从而推动通胀。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刺激消费可能进一步扩大供需失衡，而提高利率、适度抑制需求则可能有助于控制通胀。
伍德福德通过产出缺口等概念，将实际经济产出与自然产出水平进行比较，为判断经济需求是否过强提供了分析工具。这一框架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系统地分析能源价格上涨、供应链中断及其他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全球央行和财政部门，并在近年的疫情及能源危机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些模型并没有消除经济衰退和通胀，也仍在随着经济环境变化不断发展。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需要根据自身经济结构，对相关模型进行调整。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所带来的深远变化，在于为宏观经济政策建立了一套从微观行为出发的分析方法：通过理解家庭如何消费、企业如何定价，以及人们如何形成对未来的预期，判断利率和财政政策将怎样影响整个经济。
如今，当中央银行讨论自然利率、产出缺口、通胀预期，以及未来利率路径时，其背后便有两位获奖者推动建立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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